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保卫祖国的任务，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也是毛泽东战略思想在更新、更高阶段上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毛泽东注重发挥广大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强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1． 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作为国际战略中的基本立场
新中国成立时，部分民主人士建议新中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毛泽东决定“主动地一边倒”。在“一边倒”的战略方针下，又要保持自立自强，那就是在联合盟友时不能听从指挥棒，争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苏联在50年代提供的军事援助帮助我军迈入了现代化，然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始终坚持自主的立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下决心出兵朝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重建了鸦片战争以后丧失的民族自信并赢得国际尊重。
在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相差悬殊的形势下，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军事领导人在指导艺术上最高超之处，便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变整体力量上的劣势为局部战场上的相对均势，特别是达到了以下四个平衡──
国际战略格局平衡：敌打联合国旗号，我国同苏联结盟并发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牵制了美国的主要力量。
作战时间平衡：“白天敌人控制，夜间是我们的天下”。
作战空间平衡：敌有海空优势，我有地面地下优势。
战斗力平衡：敌掌握技术装备优势，我有精神优势。
50年代中期，对我军在东南沿海采取的军事行动，毛泽东称为“政治仗、军事仗、外交仗、宣传仗”的结合。在美军介入的直接威胁下，毛泽东在指导作战中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高超策略，在不扩大战争的情况下胜利地解放了浙东诸岛，随后并实施了炮击封锁金门的作战。
2． 安定四邻，以打求和以保障国家建设
解放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周边问题时确定了“安宁四邻，以利建设”的方针。解放后军委确定的战略方针，又体现了不同保卫我国安全的重点方向。1949年末确定“南重北轻”，以解放台湾为重点；1952年确定“东北为死守区，华北、华东为坚守区，华南为机动防御区”；1960年广州会议概括出“北顶南放”；1964年十三陵水库会议确定“应付四面八方”；1969年后以“三北”为重点，后概括为“一条线”。
1962年，当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时，印度乘机在中印边界西段推行“前进政策”，毛泽东最后确定实施反击。他曾指出，对印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其目的是“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事实证明，全国解放后我军进行局部战争有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也不能和；打过头了还影响和。”因为，确定战略目标应明确、合理、有限，与自己实力相符，这是战略指导的基本要求。
3． 战略指挥高度集中和战术行动充分放权相结合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体现为战略上高度集中，战术上充分放权。毛泽东为首的我军统帅部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个传统，便是统帅一般不干涉下面的战术问题，因下级更了解战地实际，应大胆地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机动性。毛泽东下达的指示，多允许下级变通执行。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强调“外事无小事”，军事、外交事务都要由毛泽东亲自决定，是因为这两项直接关系国家安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例如在解放初期处理西藏问题时，毛泽东亲自决定各项政策。我军在对印度发起反击作战之前，毛泽东仍强调：打第一枪要经过我的批准，打起来我就不管了。
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胜利，也是临机反应及时的范例。前线部队遇敌挑衅后及时反击，并完全收复西沙，体现了战略指挥的灵活性。不抓住这个原来未预料到的机会，西沙群岛的一部分也会被越南占领，南海就会出现对我国非常不利的局面。
4．自力更生同争取外援相结合，掌握尖端武器并实施有效威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马上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军队现代化的任务。毛泽东还指出：“只讲导弹、原子弹、氢弹，民兵是否也能每人发一个原子弹呢？所以，洋的土的要结合，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国防建设中重要的战略思想。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因基础不稳并有求于中国支持，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抓住这一历史契机，迅速提升了我国科技和军工水平。1957年7月，因苏联内部不稳，毛泽东又同意抓住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从苏方争取到核技术援助。中国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的薄弱基础起步，十几年里便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实现了大幅的跨越式发展，这正是自力更生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相结合的结果。
毛泽东认为核武器既要“有”，又不能多搞。1961年9月，他向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不首先使用，“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是最正确的核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