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在现代化实践语境背景下的一门“显学”。何以至此？笔者以为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许多问题都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自不必说，即使是西方近代的哲学话语，在“主体-客体”的二元张力中，其实凸显的主题仍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最高的目的诉求就是“人为自然立法”（康德语）。但是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也获得极大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与之相应，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如何消解人与文化的紧张，切实使文化成为肯定人的力量，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尺度，这就成为需要人类在哲学层面建构的话语体系——即文化哲学生成的历史理由。
何谓“文化哲学”？顾名思义，它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
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之间的对立，被置换成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其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以此为尺度，西美尔检讨了近现代人类文化的不足：“客体文化突飞猛进，主体文化却不能增进……外界事物正变得越来越有文化，而人却越来越没有能力从客体的完善中获得主体生命的完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作为西美尔的学生，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对人的精神塑造意义。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将“总体的人”作为研究的中心，强调文化哲学（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强调现实文化创造主体有血有肉的知情意生活与无生命的死的“主体”的区别。他将本体论层次上的“悟”作为目标，追问人的体验和理解——“悟”如何可能？他要透过逻辑层面，直观逻辑背后的“事情本身”，即把握人的生命中那“先于逻辑的东西”。狄尔泰明确强调：“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所以对人的全面理解有赖于对人的全部文化历史的把握。这样，狄尔泰从“知”到“悟”、从“认识”到“体验和理解”、从理性地把握逻辑到全生命地“直面事情本身”，便实现了哲学的第一个转向：从纯粹的理性批判到现实的文化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