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一方面提高了生产力，丰富了人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技术与人文生活之间的日益分裂。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科学与人文尚未明显分化因而是能够融洽共存的，譬如中国古代的周王官学就明确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即“六艺”，——礼、乐、御、射、书、数。这其中的“御”“射”就是一种技术要求。古时候人被要求“全面发展”，既要懂礼，又要懂乐，还要懂得射箭、赶车、书法、数学等知识。古希腊，数学、几何学是被归为人文学科领域的。由此可见自然科学与人文原本是整个人类的知识之树统一的整体。这个大树上既有科学，又有技术以及人文。要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去开发人的潜质，塑造人格。这就为古代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前提，每个人能够学习到各种技能，以适应有机的社会生活。唯如此古希腊才涌现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整个学科也越分越细，造就了一大批“专家”。专家大都专精于某一特殊领域的知识，而不是全面发展的通才。这也许就是人类分工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分工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出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体现着社会的发展程度；但另一方面，分工却又将人束缚在某个固定的职位上，无暇顾及其他，久而久之导致了人的片面性发展。而且，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开始了越来越分裂的态势，自然科学越来越专业化，技术理性主宰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关怀让位于商业利润以及人的各种欲望追求。
当工业技术文明处在上升的时期，人类欢呼雀跃、憧憬着理性与技术能让人类渐入佳境、过上美好生活。但冷静思考我们会看到，人类理性在今天的滥觞也的确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有人曾统计，20世纪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远高于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技术这把双刃剑并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科学技术不能包打天下。因为科学精神、技术理性只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问题，而人类生活中的更多问题如精神与社会问题科学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人是一种二重性存在，我们每个人既有肉体，也有心灵。人既需要人文，也需要技术科学。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诺曾经在《两种文化》中描述了在大学里理工科学者与人文学者相互轻视的状况，指出双方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已达到相互不理解，甚至相互厌恶的境界。斯诺认为“人文”和“技术”在近代以来的分化和难以沟通，这是有效解决世界问题与矛盾的最大障碍。诚然，技术和人文对应于不同的需求层次。自然科学从总体来讲，就是满足人的肉体和生理需要的学问；而人文学科是满足人们精神和心理需要的学科，其表达的是人的方向性、目的性关怀，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求。
人的肉体需要满足，心灵也需要满足。我们发展科学技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生活，但是它不能解决人的心理精神问题。爱因斯坦就曾强调了人文和科学之间的相辅相成性，认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瞎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瘸子”。其实宗教的力量就是人文的力量，这也就表明科学一定要有方向，科学发展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是通过人文来确定和实现的。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为的划分，而不是世界的真实图景。所以哲学家海德格尔主张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找回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因为生活世界是人文和科学相互统一的世界。
对于科学和人文的融合问题，我们从人类古代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中或许能找到借鉴和启示。在古代，科技和人文还没有分开，但到了近代，二者的分化却衍生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当技术无孔不入侵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时候，重返古代的科学人文融合模式就越来越难了。我们的社会现在是越来越世俗化了，注重当下、崇尚实用，这不啻是整个社会的世俗景观。世俗化有好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金钱至上的观念盛行，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社会就难免步入普遍平庸的时代，这就难以重新找回有机的社会发展模式，技术与人文之间的融合就会愈加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