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具备显著的网络外部性，能够有效缓解金融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扩大居民消费、优化投资结构、鼓励创新创业，以及提高金融服务效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宏观经济应对外部不利冲击的韧性。
（一）降低服务门槛，扩大居民消费
数字金融发展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交易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门槛，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了金融服务的易得性、便捷性和普及范围，扩大了居民消费[2]。
首先，流动性约束是制约居民当期消费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流动性约束大的消费人群所占比例越高，消费支出就会越少；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居民个人的流动性约束，提升居民当期消费水平[3]。因此，在引入信用消费制度以后，消费者就能够采取“先消费后付款”方式选择社会商品或服务项目，转变潜在消费需求为实际购买力，从而扩大社会商品与服务项目消费总量。与此同时，消费信贷还具有乘数效应。在市场运作中，居民可以利用消费信贷购置商品或服务，信贷购买的商品通过市场循环会形成一轮接一轮的购买力，最后产生的社会消费总量往往是消费信贷服务金额的数倍，由此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根据厦门大学《互联网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与居民消费》研究报告，开通蚂蚁“花呗”可提升18%的消费金额，表明消费信贷有助于缓解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压力，对提振消费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
其次，数字金融利用数字化手段定位和选择客户，客户覆盖被传统金融机构忽视的小镇青年、新市民等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数字消费信贷穿透力更强，能够创造适应于各种分类市场的消费信贷产品，有效释放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群体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强中低收入家庭群体的消费购买力，从而产生规模庞大的“长尾市场”。由于“长尾市场”群体规模巨大，小额消费信贷资金也能产生巨大购买力，从而带动居民消费需求扩张。
最后，消费信贷还会影响居民消费倾向，进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中国居民过去长期存在着“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而伴随消费贷款的发展，超前消费行为理念被更多居民认同，数字消费金融发展更是强化了人们超前消费理念，逐步改变了“量入为出”的消费意识与消费文化，敢花未来的钱使现在生活水平提高，用刺激消费来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居民消费水平[4]。但是，消费信贷可能导致过度消费，而前期的过度消费会对后期消费形成挤出。因此，消费信贷对总消费的刺激作用主要集中在当期，可能会挤出居民的长期消费。
（二）改善资源配置，优化投资结构
数字金融涉及到银行、居民、企业以及政府等多个参与主体。当面对不同参与主体时，数字金融则利用各种途径调整其投资方式。针对金融机构，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化分析等技术，优化贷款业务的最佳信贷行为，改善金融业务流程，提高资金获取能力与分配效率，进而优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就居民部门而言，居民消费构成是产业投资的风向标，数字金融能够通过分析居民消费构成引导产业投资方向。例如，消费信贷需求的扩张将作用于市场需求继而促进产业投资的产品升级改造，市场消费需求将倒逼企业改善生产技术和提升产品质量，并促使其进一步引进新工艺提高技术含量，通过加大产品研发和升级改造制造出更多符合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提供更优质的售后服务，从而推动企业产品品质提升和技术创新发展。可以说，数字金融通过分析居民消费构成，继而间接作用于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服务结构调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带动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
针对实体企业，一方面，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将扩充民营企业的融资路径，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尤其是作为创新创业主体的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可以扩充民营企业投资路径，为民营企业和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创投、股权、债权等投资渠道，并借助大数据技术，有效推动小微企业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业务创新，进而优化投资结构。针对地方政府部门，数字金融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为重点，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积极推进数字化赋能和智慧化管理，不断完善和提高中小企业营商环境；同时，数字金融赋能政府部门全面推行“一网办公”，加速推进企业证照管理无纸化，鼓励指导平台型、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大数据手段赋能发展小微经济。此外，数字金融还倒逼政府部门探索适应平台经济、工业数字化、新个体、共享经济等新经济特征的管理方法。
（三）畅通要素流动，促进创新创业
数字金融能够助力科技创新，推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良性循环，为创新创业提供动力。
其一，有效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如用户在互联网上的大量行为数据），可以面向中小微客户和长尾消费者构建数字信用评价体系，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缺陷，保证经济不发达地区也可以享受便利的金融服务，为欠发达地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更大范围地发挥普惠金融功能。
其二，更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创新的投资行为具备投资规模大、经营风险高、投资回报不稳定、投资可逆性弱的特点，这和金融机构的一般风险偏好并不匹配。不过，借助于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数字金融将赋能金融机构数字化革新，充分发挥降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关键作用，提升网络信息系统与交易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促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搜集运用信贷记录、消费数据和交易记录等历史数据。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帮助金融机构破除“数据壁垒”和“信息烟囱”，促进创新型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高效交流，助力企业创新。
其三，通过创新商业模式继而创造更多商业机会。数字金融还具备价值发现功能，通过集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上下游数据，形成数据信息闭环和优质投资环境，有效促进数据、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向生产效率较高的科技产业流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改革创新发展。同时，作为一种金融基础设施，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为创新创业活动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5]。如移动数字支付的出现，极大促进了电子商务模式的演进，推动传统线下业务活动的线上化，引出新的商业机会。
（四）助推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效率
数字金融借助数字化技术，不但能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同时能够提高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成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路径。
一是提升金融服务的实效性。首先，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突破传统金融产品的空间界限和数量约束，进而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覆盖范围，同时通过广泛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开展金融服务深化，创新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模式、流程和产品，完善产品模式和拓宽金融服务范围。其次，数字金融的发展为信贷市场提供了新的产品与服务模式，为同质化的信贷市场注入新鲜血液，能够有效提升信贷市场的竞争强度和产品质量，增强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提供消费信贷产品与金融服务的竞争意识，促进其革新技术手段和改善经营管理理念以提高运营效率，推动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再次，数字金融创新的大量数字化产品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造成冲击，并由此倒逼金融机构大力拓展盈利途径，开发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的产品，提高自身资产配置效率，继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6]
二是提升金融风险控制能力。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之间的期限错配风险和流动性错配风险，是其长期面临的一大重要难题。但是，随着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数字算法等技术的引入，不仅推动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迅速转变，还促进了其负债结构的多元化转型。同时，银行建立实时大数据动态风险评估框架，可以提高对自身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和流动性结构的判断能力，继而降低资产负债到期损失，增强对流动性头寸数量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数字金融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的量化风险管理短板，利用全面场景应用、大数据等技术，提升风险评估、反欺诈、金融服务合同分析、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等风险管控能力。
（五）增强风险分担，提高经济韧性
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提高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消费信贷作为有效的消费风险分担机制，可以平滑个人流动性约束、降低收入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冲击。随着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出现，更加健全和完善的风控体系、更低的获客成本和更广的覆盖范围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消费信贷在风险分担中的功能，降低异质性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消费信贷可以帮助很多家庭满足临时的刚性需求，在受自然灾害冲击后，有“领薪日贷款”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的居民的房贷违约率仅为没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居民的一半左右，同时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的偷盗发生率也比没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少增30%左右。因此，消费信贷有助于提升社区应对风险和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7]。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消费者减少了外出就餐、旅行、娱乐等方面的支出，进而导致总体消费需求下降，社会消费环境变差，部分行业发展不景气。但疫情也加速了数字化转型进程，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加速链接，“无接触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不断开拓出新的业务场景。尤其是在金融服务领域，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的互联网消费信贷有效补充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疫情使企业生产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导致部分居民收入不稳定，消费能力受到抑制。而互联网消费信贷具有“无接触服务”“非接触贷款”等特征，可快速调配信息流、商品流和资金流，在缓解居民消费流动性约束、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稳消费、稳信心和稳就业的重要支持力量，很大程度上提高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能力。其次，大型平台获客渠道更加多元，服务客群更为广泛。相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白名单、体内账户体系或线下展业而言，平台通过线上生活类APP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丰富、便利的金融和生活服务，已成为数亿消费者所信任的数字金融服务入口。疫情期间，政府部门通过支付宝、微信、美团、云闪付、大众点评、携程等平台发放的消费券对于企业复工复产、提振消费信心、促进稳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化“加持”后的消费券具有发放速度快、市场转化率高等优点。同时，数字消费券的“杠杆效应”会通过需求侧传导到供给侧，通过叠加“乘数效应”扩大产出，刺激相关企业加大投资，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对消费回暖和经济复苏产生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绍兴消费券政策的一项研究表明，数字消费券显著提高了零售商户的营业额，其中新增营业额的75%来自消费者自身支出，且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缓解了疫情对零售商户经营的不利冲击[8]。
本文转载自: 盘古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