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人是主角吗？
张国刚：中国更多的是起一个“供给方”的作用，提供商品，也提供了中国控制区域一侧的秩序和安全。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主要是边境贸易，中国人主动出境贸易不占主流。根据文献记载，陆上丝绸之路，担当东西贸易的商人，主要是塞种人，即大月氏人、匈奴人，中古时期则以粟特人为主流。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还有部分犹太人，华人也有参与。《法显传》提到，法显从斯里兰卡返回中国的途中，就是因为中国商人对他的保护，才免于同船婆罗门商人的戕害。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的原因，也由于中国政府对外贸的严格管控，华人参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多半是散兵游勇式的，其规模不能与胡商相提并论。据阿拉伯文献记载，9世纪的广州，已经有数万名外商居住。
读+：为什么与西方相比，历史上的中原政权在东西方交流方面显得不够主动进取？
张国刚：除了大家熟悉的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之外，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主动进取的行为。比如战国时期的赵国就强调过，与西域的交通不能被切断，否则就会影响到胡马、代犬、玉石等物资的进入。再比如隋炀帝也曾经大力经营西域，他其实是中国皇帝中走得最西的一位；此外唐德宗时期（约785年），大臣杨良瑶奉命从海上出使大食，比郑和早七百年，可能有些读者尚不知道这件事。
东西方交流涉及“动力机制”问题。
无论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前138 年），还是东汉和帝时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无论是唐德宗派杨良瑶海路西行，还是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 年），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带有军事性质。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二个维度是经济与财政需求，第三个维度是科技对于丝路交往的重大促进作用，第四个维度是宗教热情和知识追求。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郑和下西洋是为执行对外政策，而非欧洲大航海那样为资本原始积累服务。当帝王在经济上足以应付巨大开支时，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就会产生积极向海外拓展的雄心伟志。
而当这种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或经济上因开支浩繁而难以承担时，帝王自然会缺乏积极进取的热情。
如果郑和航海也如欧洲那样，不单纯是以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致力于为一个有足够独立性的资产阶级开辟广阔的海外市场，那么就会有持续的动力和经济援助支持这样的远航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决定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业只能是昙花一现。
本文节选自：长江日报-长江网 李 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