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清之际，传教士们来到中国，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结交，带来了最新的地理和科学知识，讲述了西方国家和社会的一些情况，为什么没有引起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足够反响？
张国刚：总体上，西方科技在明清时期未能发挥重大作用的基本原因在中国社会的疑忌、排斥以及不能放弃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怎么相信，把新知当成“志怪”和谈资；另一种则是把传教士们所说附会到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比如把地理大发现、全球几大洲的概念，附会到了战国时代邹衍的“九州”说。邹衍认为在中国赤县神州这个小九州以外，还有另外八个和九州相同的州，即中九州，在中九州以外，还有另外八个和中九州相同的州，即大九州，等等。
客观地说，这种“古已有之”、把外来新事物和本国传统联系起来的办法，是面对文化冲击时常用的策略。比如，王阳明的“心学”受佛教启发，但是他将其联系到庄子身上；再比如，佛教刚传入中国时，知识界也是拿出庄子来。
面对传教士们在天文历法方面明显的优势，明末遗民首倡、康熙皇帝与数学家梅文鼎互相迎合的天文历法领域的“西学中源”说成为中国士人维持文化自尊心的一剂良药，但这种穿凿附会的解说和无视事实的自我陶醉，就学术而言毫无积极意义。“西学中源”是一种根本上错误的看法，因为这种逻辑导向是不必再钻研与吸收西学，更谈不上深层次考虑中西两种文化的异同与发展。这样一种认识在思想界长期盘踞，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中国士人，读经、科举、做官，其人生轨迹是平稳而封闭的，没能“睁眼看世界”。
读+：中国在东西方文明交往方面，有哪些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
张国刚：回顾这段历史，从根本上说，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巨大的经济能量也是中国在中西交往中的优势。问题是，公元1500年以后，欧洲人东来，明清王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没有了东南亚和波斯人、阿拉伯人的中间商，明清王朝反而局促不安起来。或者说，没有政治上的互信，明清王朝对于直接与陌生的欧洲人做生意，满腹狐疑。
18、19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
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了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鸦片战争到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发现建立政治上的互信，军事上要有自我保护能力，要有拳头产品，很好地处理经济贸易和金融问题，这些历史的经验，对于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仍然不无启发意义。
本文节选自：长江日报-长江网 李 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