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明、武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人,就攸关事业的成败。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国之要有三”。今天读来,发现其实对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鉴意义。
所谓“修心”,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提高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资治通鉴》开篇关于“三家分晋”背景交代中,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伯的故事,说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为此写了长篇的“臣光曰”,提出选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所谓的“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马光解释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马光认为“仁”包括两个部分:“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这种仁政,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社会治理的和谐美好。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
在现实操作层面,“大仁”体现在各项政策和法令之中。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获得广泛拥戴。项羽在咸阳屠杀无辜,火烧宫室,随后又放逐天下共主“义帝”,分封也充满了私利算计,结果失去民心。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二个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其中,“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对风险的管控。比如,刘邦在汉中,韩信提出“汉中对”,制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刘秀在河北,邓禹的“榻下对”建议刘秀在河北招纳人才,对更始政权的未来走向及其应变提出卓越预见。孙权即位江东之初,鲁肃的“江东对”对于如何处理东吴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关系,提出不凡见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对于天下三分提出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总之,“明”的第一个方面是指领导者集思广益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
“明”的第二个方面“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智伯当初胁迫韩魏攻打赵氏时,智伯身边的谋士一再指出其所处的危险局面,提醒他防止韩魏两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纵容安禄山,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险,玄宗却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有关系。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三项功夫是“武”。
什么是“武”?司马光说:“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领导者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欺骗的能力。唐太宗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各种巴结谄媚、讨好逢迎,扑面而来,在为人处世时,能否不为所动,把持住自己,坚守原则和底线,这就需要“武”的品质。唐太宗的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邹忌与齐威王的故事。
邹忌是齐威王的辅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问妻子:“我与城北的徐公比,哪个更英俊?”妻子回答说:“当然是我家先生最帅气,徐公怎么能比呢?”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齐国出了名的大帅哥。邹忌虽然心里很得意,还是不自信地问侍奉自己的侍妾:“我与城北徐公,谁更英俊?”侍妾说:“您当然比徐公更帅啦!”次日邹忌接待一个来访的客人,也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公不如您帅啊。”
不久,城北徐公来拜访邹忌,邹忌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觉得自己实在比不上人家;揽镜自照,更是觉得差远了。这天晚上,邹忌失眠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好笑:妻子说我美,是对我有偏心;侍妾说我美,是对我有惧怕;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讨好我嘛!我怎么能当真呢?
第二天来到朝堂上,邹忌把自己的感悟与齐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长地说:“如今的齐国,疆域辽阔,方圆千里,城池多达一百二十座,您身边的侍姬、近臣,无不偏爱大王;朝廷里的大臣,无不惧怕大王;举国上下,无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您一定深受他们的蒙蔽,听不到真话了呀!”治国理政,没有比领导者听不到真话更可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