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信赏、必罚
司马光所说的“治国之要”也包括三项内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方式。这些治理方式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手下有以“汉初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失败。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他为什么能成功时,提出五条用人经验:一是用比自己强的高人;二是用有缺点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长,弃人之短,即所谓“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讲真话的人;五是华夷一家,用人不讲出身,不搞小圈子。
刘备临终前说马谡不堪重用,诸葛亮却派马谡守街亭,导致第一次北伐受到重大挫折。马谡是参谋型人才,“南蛮之人,以攻心为上”就是马谡的意见,诸葛亮采纳了,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地区。但是,这次守街亭,诸葛亮却犯了用人不当的毛病。
《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纸上谈兵一类的人才,是领导用人的大忌。《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讨论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涵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用兵尚权,所谓“充满了辩证法”,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有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要诛杀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进京来逼太后让步。对此,陈琳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虽然表面上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旨,实际上却是用军阀来胁迫太后同意诛灭宦官。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他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陈琳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先把宦官办了,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大道的事情,为什么去找外军入京胁迫太后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外军入京,你能掌控得了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的《长短经》里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理论和方针。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因时势的需要而改变。不可以认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治理模式或处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就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78年改革开放,就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的。
军师庞统建议刘备入蜀,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就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在儒家的“政治正确”里,曾国藩独具慧眼,看出来了,他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所以,读《资治通鉴》,不光要读它“正”这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要读它“奇”这一面——兵家讲用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如果说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国之要三“官人、信赏、必罚”,重点要求领导者修炼内圣外王的领导资质,那么,“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一种很深刻的实践型政治智慧,是有丰富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资治通鉴》在推崇大道的同时,不乏权变、谋略与辩证法的智慧,这也是它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