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的追求，有很多很正面的影响，但是儒家也存在其局限性。如果你读过《论语》，你读过《孟子》，你读过程朱的著作，你会发现，不管是孔孟也好，程朱也好，历代的儒家，反过来复过去，讲的就是一个主题，也就是“伦理道德”。问题在于，道德原则从来是完美的，应用道德的现实世界却从来都是不完美的。人生需要理想，但理想主义色彩过浓，变成迂腐的书生，却无法把事情做成。
对于领导者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中国文化中还有法家的理念。
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儒家相信的是人有向善的可能，强调的是人性理想的一面，那么法家相信的是人有求利的本性，它强调的是人性现实的一面。
韩非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做车的工匠做好了车，就希望富贵的人越多越好；做棺材的做成了棺材，就希望人死得越早越好。并不是做车的道德多么高尚，做棺材的道德多么败坏，而是利益决定了他们的不同行为。在法家看来，这个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对人的求利的本性的把握，你根本就无法对人进行基本的激励。
除了利益之外，法家所信奉的还有实力。儒家对道德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去，草就会往哪边倒。用今天的话说，儒家相信的是道德的影响力、感召力，相信的是德化的力量，强调以德服人。法家从来不相信这些，法家相信的是强制性的权势的力量，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相信以力服人。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所谓的“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在法家眼中，离开了权势、权力，毫无疑问就无法影响别人的行为。
儒家讲的是道义，法家讲的是利益；儒家讲的是道德，法家讲的是实力；与儒家相比，法家的特点是非常冷酷，但非常现实。法家让你看到人性和社会的另一个层面。如果是儒家提供的人生的理想，那么法家所提供的就是一种现实的取向。人有向善的可能，也有逐利的本性。真实世界的领导力，当然需要使命与愿景这样超越的一面，但也不可能无视权力与利益这样现实的一面。
中国文化是霸王道杂之。对于领导者来说，光有做事的激情是不行的，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光有对价值的执着是不行的，还要有与现实妥协的智慧。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既需要有对理想的坚守，又需要清醒的现实取向。要在理想中关注现实，也要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平衡，才是真实世界的领导力。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书生是成不了事的。土匪也是成不了事的，成事的一定是接地气的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