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儒家。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仁就是爱。儒家关于社会竞争观念的基本看法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在儒家看来，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良性互动的、相互依存的，而不应该是紧张的、冲突的和对立的。一体意识与和谐追求是理解儒家竞争观念的基础。儒家思想以天下大同为自己的文化理想，以协和万邦为处理同周边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从孔子开始，儒家便对人性持一种乐观主义的信任态度，对一种充满人性价值的人类良性互动关系抱有热切的期望，这在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念中有充分的体现。在宋明理学家那里，这种热切的期望又上升到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在竞争上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追求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这是有子的和谐观；“保合太和，乃利贞” ，这是《易传》的和谐观；“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这是《中庸》的和谐观；“德莫大于和” 、“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这是董仲舒的和谐观。对和谐的追求，可以说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统。这就是中国人竞争观的一个重要特点，竞争本身不是目的，竞争是为了达到和谐合作。
简单地说，儒家对竞争的理解表现在：第一，和谐是世界的本质。和谐是宇宙的基本状态，而竞争和冲突则不过是一种不自然的失序与失衡而已，是没有永久意义的。第二，和谐是世界变化与发展的趋势。世界上的确存在相异、相对、不合、敌视等现象，但儒家认为整个宇宙、人类社会、个人生活的大方向基本上是趋于和谐与统一的；宇宙与人生经验中的冲突、缺陷、矛盾，都是一种过渡现象而已。第三，和谐是竞争的最终目的。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和谐与善是一致的，而竞争冲突则是与恶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为了和谐和善的竞争，才有价值上的合法性，才是可取的竞争。
我把儒家的竞争观叫做以道义为核心的竞争哲学，在儒家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争为道义之争，小人之争为利益之争。好的竞争应该是君子之争，也就是应该出于道义的目的，使用道德的手段，并应该受到道德的规范。儒家相信道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用孔子的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说白了道德就是力量。所以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强调“以德服人”。儒家总体来说相信的是道义的价值，和道德的力量。
儒家竞争观的价值在于，它将人类向善与合作的可能性充分地揭示了出来。《论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竞争中的利他精神和道德自律。《易传》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的是竞争中的宽厚品格。《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张载的“仇必和而解” ，强调的是对于人类和平、和谐及其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执着，代表了一种伟大的王道精神。这都是中国文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不过，对“和谐”与“一体”的过分强调，也使得儒家思想从总体上也表现出了贬低冲突与竞争的倾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谈起竞争，就本能地认为是一种不道德、不正常、不光彩的行为。希望人与人、国与国都是一团和气，相互礼让，即使争的话也是君子之争，礼尚往来，是在道德规范和约束之下的竞争。中国人不太愿意承认彼此利益竞争的存在，即使有竞争也不太轻易撕破脸皮，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儒家的影响。
儒家的竞争观，如果说双方都是谦谦君子的话，都有强烈合作的意识的话，都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善意的话，应该说是绝对是可以达成博弈论中所说的正和博弈，合作博弈。这显然是最好的竞争境界，也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竞争。然而现实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君子，求利同样是人的本性。曾国藩早就发现了儒家这种竞争观的局限性，他说君子愈让，小人愈妄。君子越让步，小人反而越狂妄，小人会把君子的让步看成是软弱，因此得寸进尺勒索更多的利益。曾国藩和李鸿章在近代中国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发现“洋人论势不论理”。在一个强权主义的时代，你不可能用道德来一厢情愿地感化信奉弱肉强食的西方列强，没有实力的道义有时候会一钱不值。在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前，没有实力你就只能委曲迁就、步步退让。这就是儒家竞争观所遇到的最大困境。